宋元嘉三十年（魏兴安二年，453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三子刘骏趁机率军夺位，即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前期在政治、经济、军制、户籍、礼制、税制等领域均推行了系列改革；其统治时期“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全面形成；军事上，先后在青州“四战四捷”、“破七城”击溃魏军侵犯；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460年），于梁州的北阴平地区再次击退北魏侵犯；一时“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然其统治末年，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乃至恣意妄为，加重了百姓负担，以致原本在他在位前期逐渐出现好转的刘宋，在他统治末年走向衰败。其统治时期，发生两起宗室战事，最后还屠广陵城。当时民谣言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即是刘宋宗室间残杀的反映。

孝武帝病逝后，其子前废帝刘子业继立后又大杀宗室，后为湘东王刘彧所杀，是为宋明帝。然而他亦大杀宗室，使孝武帝的子孙尽亡。明帝晚年为政失误，造成刘宋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尽陷于北魏，国力大大衰退。明帝之子后废帝刘昱继立后，政局动荡，屡有叛变。

刘宋宗室内的骨肉相残愈演愈烈，为萧道成建立新王朝提供了机会。萧道成起初任中兵参军，明帝时逐渐升为督南兖和南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明帝死后又任右卫将军、卫尉。后废帝时由于平定江州刺史刘休范的反叛，地位和威望大增，成为掌握朝廷大权的“四贵”之一。在消灭政敌袁粲与沈攸之后，萧道成在宋升明三年（魏太和三年，479年）逼迫宋顺帝刘准“禅位”，登上帝位，国号齐，年号建元，是为齐高帝。刘宋灭亡。

南齐存在仅二十四年，是南朝宗室内斗最严重、历时最短的一个朝代。

齐高帝即位的政风也如同宋初，崇尚节俭。高帝在位四年即去世，由太子萧赜继立，即齐武帝。武帝为政清明，与北魏无战事，安民保境，史称“永明之治”。当时皇帝利用典签官作为耳目，来监察诸州政事及宗室诸王。

齐武帝去世后，由皇太孙萧昭业继立，由萧子良、萧鸾辅政。然而萧昭业奢侈荒戏，国政渐由萧鸾掌握。萧鸾有意篡位，杀萧昭业后改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废帝自立，是为齐明帝。明帝继位后，大杀宗室诸王，使高、武二帝的子孙被诛杀殆尽。其皇室内部的骨肉相残比刘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帝去世后，由太子萧宝卷继立。萧宝卷为人昏庸残暴，杀死顾命重臣，激起地方叛乱。乱事平定后，他又杀平乱有功的雍州刺史萧懿。齐永元二年（魏景明元年，500年），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以报仇为名宣布举兵，在江陵立萧宝卷之弟萧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次年（502年），萧衍攻入建康，萧宝卷被将军王珍国所杀。

齐中兴二年（魏景明三年，502年），萧衍接受萧宝融“禅位”，国号梁，年号天监，史称梁武帝，萧齐灭亡。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不仅在南朝，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皇位坐得长久的。他接受前朝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对宗室采取优待政策，即使犯重罪也不予追究；大兴儒学，设立学校，实行土断，劝课农桑，制定《梁律》，减轻赋税，使梁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南朝之鼎盛。以吉、嘉、军、宾、凶为内容的五礼制度在此时日渐成熟。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驳议”诏令、尚书省执行诏令的三省制已经成型，尚书省下设的吏部、祠部、度支、左官、都官、五兵六尚书实际上是后来尚书六部的渊源，强化了尚书省的执行职能。三省六部制作为一个新的中央行政制度从旧的行政系统中脱胎出来。梁武帝改革九品中正制，以通经或诗赋取士，不问其出身。

梁武帝信奉佛教，曾三次出家为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很多是在他统治时期兴建的。由于僧侣道士不用赋税，以致近一半的户口记名其下，使国家财政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的宗室及官员贪财奢侈，沉陷在纸醉金迷中而不能自拔。

梁武帝初期，北魏在汉化运动后矛盾丛生，国力逐渐衰退。至钟离之战后，魏军大败，梁武帝有意北伐，但范围不出淮南地区，直到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526年）才收复南齐时丢失的寿阳。到北魏发生六镇之乱时，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北返继位，先胜后败，又以失败告终。

东西魏对峙时期，东魏将侯景受东魏及西魏逼迫投奔梁，梁武帝任用他北伐东魏。但在梁军战败后，梁武帝意图送还侯景以求和。侯景得知后举兵叛变，南攻建康，史称侯景之乱。梁将萧正德引他渡江，使侯景攻入建康，梁武帝退至台城，侯景包围台城，之后各地虽有勤王之师，但皆观望。侯景闻知勤王师后一度和谈，但最后叛约并攻陷台城，囚禁梁武帝，梁武帝最后被饿死。建康沦陷后侯景屠杀江南世族，为南朝政治带来毁灭性打击。侯景先后立杀梁简文帝萧纲及淮阴王萧栋，最后篡位，建国汉。但是侯景势力仅在江东一带，湖广、四川一带依旧由梁室掌控，只是梁朝各宗室互相攻击，无暇讨伐侯景。之后湘东王萧绎击败了其他梁朝宗室势力，后又得到广州太守陈霸先的加盟，实力大增，于是萧绎派遣大将王僧辩与陈霸先合军讨伐侯景，接连击破侯景部将任约、宋子仙，之后在台城与侯景展开决战，侯景战败逃跑，后被部下所杀。侯景之乱平定。

梁承圣元年（齐天保三年、西魏废帝元年，552年），湘东王萧绎于江陵继位，为梁元帝。之后据守益州的武陵王萧纪称帝并进攻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武陵王萧纪后为西魏攻灭，益州亦被西魏夺走。梁承圣三年（齐天保五年、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萧詧引西魏军趁机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杀，西魏立萧詧为傀儡，史称西梁。

梁元帝被杀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立晋安王萧方智为帝，即梁敬帝。而后北齐送萧渊明南下，梁军被击败，王僧辩屈事而迎立萧渊明为梁帝。陈霸先于是率军击杀王僧辩，复立梁敬帝，之后陆续击败北齐南侵军队及王僧辩余党徐嗣徽，专政梁廷。最后于梁太平二年（齐天保八年、周孝闵帝元年，557年）篡位，建国号为陈，定都建康，改元永定，史称陈武帝，梁亡。

陈武帝是吴兴（今浙江长兴）人，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当时侨姓世族及吴姓世族皆因侯景之乱而受创，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地方势力亦纷纷割据。由于无法尽数平定割据势力，武帝采用安抚的方式稳定统治。

陈武帝死后其侄陈蒨继位，即陈文帝。此时盘据两湖原是萧绎部将的王琳叛变，联合北齐、北周大军东征建康。陈文帝先是击溃王琳北齐联军，继而封锁巴丘，阻止北周顺江东进。至此国势方定。在位时期，他励精图治，复苏江南经济，使南朝陈国势强盛。

陈文帝去世后由太子陈伯宗继位，即陈废帝。不久，其叔安成王陈顼废帝自立，即陈宣帝。当时北周意图灭齐，于是邀陈朝共伐北齐。陈宣帝有意收复淮南，于是同意，并于陈太建五年（周建德二年，573年）派吴明彻北伐，两年后收复淮南。而后北周趁机攻灭北齐，并在陈太建九年（周建德六年，577年）南征，陈军惨败，南朝陈岌岌可危。不久后，北周武帝突然去世，北周内乱，遂无意南征。

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陈宣帝去世，由太子陈叔宝继位，即陈后主。他荒淫奢侈，国政大乱，朝政极度腐败。当时官吏剥削严重，人民苦不堪言。隋军在南方收成季节，火烧南方的田地，严重削弱南陈的经济实力，南朝陈国力大衰，最终在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589年）为隋朝所灭（参见“历史-走向统一”部分）。

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与中国南朝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鲜卑化汉人所建。

主词条：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后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池，开始由氏族部落向国家形态过渡。前秦于淝水之战崩溃后，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于前秦太安二年（386年）召集旧部重建代国。同年四月又改称魏国，史称北魏，次年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把都城从盛乐南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部所建立的国家至此已然形态完备。到拓跋珪之孙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先后攻灭北燕、北凉，于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439年）重新统一了北方，与南朝宋对峙，形成南北朝局面。拓跋焘统一华北后又灭鄯善，控制西域；在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又反攻刘宋，直逼瓜步，并扬言渡江。之后掠夺五万户北返。至此，北朝扭转了国力被南朝压制的局面，但军力也大损，北魏将士“疾疫死者甚众”。宋泰始五年（魏皇兴三年，469年），北魏军攻破南朝宋的青、冀二州，疆域进一步向南扩张。

伴随着鲜卑拓跋部南下的征程，他们也先后经历了狩猎、游牧、农耕等经济形态。而从事农耕经济使鲜卑族领略了中原物质文明，从而产生认同先进文明的向心力；完备的国家形态以及北方统一的实现，更增强了这个民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迫切性。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在平城营建宫室，建立宗庙，又制定郊庙、社稷、朝觐、飨宴等礼仪。他还仿汉人制度建立太学，并在太学举行祭奠孔子的活动。又接受汉人李先的建议，搜集天下经书，编成《众文经》。北魏拓跋统治者向中原扩张之初，就注意任用汉人，利用他们的统治经验治理国家。拓跋珪在领军征伐途中，处处留心安抚接纳汉族士人，凡是有来拜访的，不论年少年长，全都接见，如果发现有才能者，就加以任用。拓跋珪的儿子拓跋嗣即位后，把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这个由中央朝廷办的具有极高地位的学校，一直延续到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中书学容纳了精通儒学的知识分子、懂得治国的政治家、政绩卓著的良吏、号为忠义的功臣、文武双全的将领、北方各地的大族、南朝降人等各种人才。

北魏统治者虽然任用汉人，但对他们并不十分信任。清河人崔逞，受拓跋珪之命给东晋襄阳戍将郗恢写回信，因信中称东晋皇帝为“贵主”而被拓跋珪所杀。拓跋焘当政时，汉人段晖因在马鞍中藏有金子，被怀疑欲投奔南朝而被处死。汉人崔浩，历事三朝，尤受拓跋焘的重用和信任，曾“专制朝权”，然而最终在“国史之狱”中被族诛，并牵连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北魏统治者虽然对儒家文化兴趣浓厚，但对儒家典籍并不十分了解。北魏前期的礼仪制度与汉族传统也存在巨大差别。上述现象表明，北魏建立前期，鲜卑拓跋部虽然与汉族错居杂处并注意吸收汉文化、任用汉族人才。但族际壁垒并未消除，民族矛盾依然严重。

主词条：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方的统一，使鲜卑拓跋部完成了从征服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变，所面临的任务也从对北方的军事征服和稳定政权，转变为维持其政权的长治久安以及实现南北方的统一。

拓跋焘统治后期，刑罚残酷，最后被宦官宗爱所杀，宗室之乱至文成帝拓跋濬时方平定。献文帝拓跋弘幼年即位后，鲜卑贵族乙浑专权，随后被拓跋弘生母冯太后及朝臣合力诛杀。事后，冯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宋泰始三年（魏皇兴元年，467年），皇子拓跋宏（即孝文帝元宏）出生，冯氏还政于拓跋弘。后冯太后与拓跋弘的矛盾日渐激化。宋泰始七年（魏皇兴五年，471年），拓跋弘让位给儿子拓跋宏，自己做太上皇，仍掌握大权。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476年），拓跋弘暴崩后（有说法认为被冯太后所害），冯太后再度临朝听政，并开始进行被称为“太和改制”或“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

齐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484年），北魏朝廷下诏实行百官俸禄制度。在此以前，北魏的文职官僚们没有俸禄。拓跋军事贵族们可以通过征服战争掠夺大批财富，通过征战立功获得巨额赏赐，而各级文职官僚“惟取给于民”，实际上是纵容贪污受贿和搜刮百姓，“竞为聚敛”，吏治极为败坏。实行俸禄制后，北魏严厉打击贪腐恶习，规定“枉法无多少皆死”。在严法峻刑的威慑下，贪官不得不束手收敛，吏治状况为之改善。

不久，北魏朝廷相继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三个制度互相配合，三长负责监督乡里，一是落实均田，二是查阅户口，防止向国家缴纳租调的人口流失；均田制使农民和土地结合，有能力向国家缴纳租调：租调制保证国家每年有固定的财政收入。

齐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后，亲政的拓跋宏排除阻力，继续坚持改革，并把改革从政治经济深入到礼仪制度、社会习俗等文化层面。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494年），拓跋宏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汉族文化中心洛阳，随后又作出几项进一步推进汉化的决定：1.禁止官员在朝廷说鲜卑语，以汉语为“正音”即官方通行语言；2.禁止穿鲜卑服装，不分男女一律改着汉装；3.改鲜卑复姓氏为汉姓，如改拓跋氏为元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实行门阀制度，明确规定汉族“五姓”、郡姓和鲜卑八姓为高门望姓，拓跋宏本人和皇室带头与汉族高门通婚；4.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代北。此外，还按照魏晋之法改革官制，厘定魏律等各个方面。

冯太后及拓跋宏推行的改革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推进了北魏国家和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社会属性的封建化。也促进了北魏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融合。有学者统计，自魏晋到南北朝，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总人口数多达千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拓跋宏所推行的汉化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北朝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主词条：六镇之乱、河阴之变

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太子元恂意图北返平城，拓跋宏得知后废太子并在数年后将其赐死。保守派穆泰、陆叡于平城拥王兵变，后被镇压，拓跋宏还亲自北巡安抚。齐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宏死后，宣武帝元恪继位，由于部分守旧贵族和鲜卑武人的反对，北魏统治者逐渐废弃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复了鲜卑族的特权，于是新的矛盾产生了，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

拓跋部进入代北平城以后，蒙古草原兴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柔然。北魏建立以后，柔然骑兵几乎每年都南下侵扰边境，成为北魏北方的巨大威胁。为抗击柔然，北魏在北边由西向东设置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等六个主要军镇。

六镇中的每镇都有镇都大将，这些大将在北魏初期都是由拓跋宗室或鲜卑八族王公担任，镇兵也大都是拓跋部成员。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可随时返京任职。六镇的设立主要是对付柔然骑兵，这就决定了六镇地区的鲜卑人必定要保留许多鲜卑族特点，以保持能骑善射、剽悍劲勇的品格。所以当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大力推进汉化时，六镇地区的鲜卑人却没有与他们同步。

当拓跋宏在平城推行改革时，柔然统治下的高车族试图从柔然汗国中独立出来，这使得北魏北方边境的压力得到缓和。北魏孝明帝元诩时期，高车族的独立终于取得成效。柔然在攻打高车失败后国内权力争斗加剧，在争权中失败的柔然首领阿那瑰投降北魏，后在北魏帮助下重登柔然王位。此时的柔然已成为北魏的盟友。

随着北方的威胁逐渐消失，六镇鲜卑人的作用日益被北魏王朝所忽视。由于仍保有鲜卑原始习性，他们被汉化的贵族歧视为“代北寒人”，与谪罚的罪人和刑徒为伍。六镇鲜卑人对自己的地位和境遇日趋恶化而越来越心怀不满和愤恨。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524年），这种不满和愤恨的情绪终于爆发。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首先聚众起义，杀镇将，建年号。不久，起义烽火便蔓延到河北、山东、关陇地区。六镇鲜卑或被起义裹挟，或被朝廷征召，纷纷涌入河北、关中地区。

六镇起义历经三年，方定被平定，并形成许多军阀。其中以镇守晋阳的尔朱荣的势力最大，尔朱荣经过一系列军事攻伐，攻灭了关东势力最大的葛荣及其他群雄成为实力最强的军阀。元诩意图联合尔朱荣对付胡太后，但被胡太后毒死。梁大通二年（魏武泰元年，528年），胡太后先后立元诩独女敬哀公主及堂侄元钊为帝。同年，尔朱荣以替孝明帝报仇为由，率军攻占洛阳，掌控朝政。他在河阴将北魏幼主和胡太后沉入黄河溺毙，改立孝庄帝元子攸，又杀死朝臣两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尔朱荣则于晋阳遥控朝政。此事后，任职北魏朝廷的鲜汉高门遭到毁灭性打击。元子攸愤为傀儡，于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530年）在尔朱荣晋见时亲自将其杀掉。而后尔朱荣之侄尔朱兆、从弟尔朱世隆拥长广王元晔为帝，攻下洛阳后杀元子攸，改立节闵帝元恭。同年，军阀高欢起兵反对尔朱集团，高欢于信都拥元朗为帝，并在梁中大通四年（魏中兴二年，532年）攻下洛阳后，改立孝武帝元修。

元修不愿为高欢所制，有意联合关中镇将贺拔岳对付高欢。高欢先发制人，于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534年）暗杀贺拔岳。元修则任宇文泰代之，并与高欢决裂，西逃投奔宇文泰。高欢再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迁都邺城。元修西奔后不久被宇文泰毒杀，宇文泰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定都长安。至此，北魏分裂成由六镇怀朔地区鲜卑和汉族豪强集团所控制的东魏，以及由六镇武川地区鲜卑和汉族豪强集团所掌握的西魏。

东、西魏建立后，表面上由拓跋氏后裔所继承，实际上分别由高欢及宇文泰控制，他们的子孙在数年后分别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由于东魏继承北魏的国力较多，所以不论在军力、经济或文化上均胜过西魏，但东魏在多次进攻后皆失利。

梁大同二年（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率窦泰等人西征西魏，窦泰军于潼关战败。隔年高欢趁关中大饥时率军再度西征，于沙苑之役败给军力不多的宇文泰，至此分裂局势大定，战场也转向河东地区。梁大同四年（东魏元象元年，538年），东西魏又爆发河桥之战，双方互有胜负。梁大同九年（东魏武定元年，543年），东西魏邙山大战，战争形势激烈，攻防交错。梁大同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546年），高欢再率十万大军西征，但受阻于玉壁城。守城的是西魏将领韦孝宽，高欢无法攻克玉壁，东魏死伤七万余人，高欢无奈退兵，隔年病死于晋阳。高欢死后，其长子高澄继承霸业，对外驱逐叛将侯景，巩固疆土，对内加强高氏政权，积极准备代魏自立，但不久离奇遇刺。其弟高洋继任后于梁大宝元年（齐天保元年，550年）废杀东魏帝，并屠杀东魏皇室，东魏亡。高洋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史称北齐文宣帝。

在抵抗东魏进攻的同时，宇文泰任人为贤，推行改革，使西魏国力逐渐强盛，也影响隋唐的政治制度与集团分布。宇文泰趁南朝梁于侯景之乱后宗室诸王内斗之际，先后攻下蜀地及江陵，并立西梁为傀儡国。西魏后由废帝、恭帝相继继立。梁绍泰二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去世后，其侄宇文护专政。他于隔年废西魏恭帝，国号周，立宇文泰子宇文觉为北周孝闵帝，西魏亡。宇文护先后杀死宇文觉和周明帝宇文毓，于陈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560年）改立宇文邕为帝，即周武帝。宇文邕采韬晦之计，在十二年后成功杀死宇文护，亲掌朝政。

北齐建国后，高洋先后击败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族，并攻下南朝梁的淮南地区。在经济方面，农业、盐铁业、瓷器业都相当发达。北齐大致上同北魏，持续推行均田制。这些使得北齐的国力在初期均胜过北周及南朝陈。然而高洋在后期荒淫残暴，并为了维护鲜卑贵族，屠杀汉人世族。他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使得北齐国势衰落。齐废帝高殷继立后，由其叔高演辅政。但高演不久即篡位，是为孝昭帝。高演在位期间，国力渐渐复元，还亲征库莫奚。但他在两年后去世，由其弟长广王高湛继立，即北齐武成帝。高湛昏庸好色，北齐国力大衰，不久去世，由后主高纬继立。高纬在位时，北齐国政混乱，还被陈朝攻下淮南，最终在陈太建九年（周建德六年，577年）亡于北周。

六镇鲜卑南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批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如果说从平城到洛阳的北魏拓跋鲜卑是汉化先行者，那么从六镇进入中原的拓跋鲜卑就是追随者。但是这个追随者并没有亦步亦趋，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的鲜卑姓氏，甚至还把鲜卑姓氏赐给汉人。但这种保留并不意味着全面倒退。

六镇鲜卑有时候可能因自己的强惶而轻视汉人的文弱。但他们并不拒绝与汉人合作，也不排斥汉族文化。东魏高欢任用范阳人卢景裕教授子弟儒家经典，以后的诸帝也“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北齐甚至规定各个郡县推举精通儒家经典的人为孝廉。孝廉答对朝廷策问，回答得好则加以提拔。这种制度无疑刺激了儒学的发展。

建立西魏北周的六镇鲜卑所在的关陇地区，人力、物力远远不如东魏北齐富庶，为了与东魏北齐及南朝政权抗衡。西魏北周统治者除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在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以外，还竭力促成鲜卑与汉人的结合。在这方面府兵制具有重要意义。在府兵制度下，宇文泰是最高统帅，下设六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军。柱国大将军、大将军由鲜卑人和汉人担任，汉人将军也被赐予鲜卑姓。在西魏北周政权中，不仅包括鲜卑贵族上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独孤等家族，还包括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和柳氏等关陇大族，形成胡汉紧密结合的关陇集团。

西魏北周对待儒学的态度比东魏北齐还要积极。宇文泰雅好经书，任用苏绰制定体现儒家治国思想的《六条诏书》；采用《周礼》设计的模式运转国家机器；任用大儒卢景宣充实儒家五礼制度。明帝宇文毓在位时，进一步完善官学，使儒学进一步发展。武帝宇文邕亲自行尊三老之礼，被史家称为“一世之盛事”。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北周是“天下慕向，文教远覃”。

北周武帝改革府兵制，提高府兵地位，扩大兵源，军力大片增强。陈太建九年（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出兵攻灭北齐。随着北方重新统一，胡汉融合进入新阶段。

北周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有着统一南北的雄心壮志。他所领导的北周，是一个经过又一番胡汉融合过程而产生的具有勃勃生机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体现出民族融合的新特点。这不仅是北方新局面的出现，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重新走向全国统一的曙光。但武帝英年早逝。北周朝政大权落入外戚杨坚之手。

杨坚为北周十二大将军杨忠之子，他还是太子宇文贇的岳父。陈太建十年（周建德七年，578年），周武帝去世，太子宇文贇继立，即周宣帝。他荒淫昏庸，迷信佛道二教，立五位皇后并夺人妻子。他杀宗室功臣宇文宪并大撤诸王就国。杨坚开始集结文武诸臣，形成一股庞大的集团。周宣帝去世后，其子宇文阐继位，即周静帝，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入朝辅政。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起兵讨伐杨坚，史称“三总管叛乱”。杨坚得李德林策划，任用韦孝宽、高颎等人平定了叛军。

陈太建十三年（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即隋文帝，改国号大隋，年号“开皇”，北周亡。隋开皇七年（陈祯明元年，587年），隋文帝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

隋开皇八年（陈祯明二年，588年），隋文帝发动灭陈之战，以杨广、杨素为行军元帅，以贺若弼和韩擒虎等人发兵攻陈。陈后主恃长江天险，照常歌舞。隔年（589年）隋军攻陷建康，陈叔宝与爱妃张丽华、孔贵人避入井中后被俘，南朝陈亡，中国再度统一，南北朝时代结束。

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崛起，从后燕、夏夺取了大部分疆域，又先后灭北燕、北凉，到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439年），基本统一了北方。北魏刚统一北方时的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贝加尔湖，带有柔然、高车（敕勒）、契骨等部族，其中柔然与北魏为邻，最为强大，在今蒙古杭爱山脉的东段车车尔勒格一带建有可汗庭。北魏的东界已退至辽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辽东成为高句丽的范围。北魏的西戎校尉府驻在杅泥（今新疆若羌），控制着焉耆（今新疆焉耆）和鄯善一带，但未能扩展到西域其他地函。南界在今黄河以南，占有今河南中部及山东西北局部。

南朝宋继承东晋疆域，其河南地于宋太初四年（魏泰常七年，422年）之后逐渐被北魏并吞。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元嘉北伐失败，魏军反击，一度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对岸长江边，从此疆域扩展至淮河一线，南朝仅保住今江苏北部。但北魏在西部已失去对西域的控制，退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朝齐时，相继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南朝梁时因北伐获得淮北之地，又开拓闽、越、平俚洞，破牂柯。

（“南齐、北魏对峙图”图册参考资料）

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讨伐权臣高欢未成。出奔关中，依靠宇文泰在长安建都，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东、西魏的界线大致在黄河、今山西西南、河南西部、湖北北部。梁中大同二年（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侯景以河南地降梁。这时，吐谷浑首领夸吕称汗建国，西魏的西域部分为吐谷浑所占，伊吾被柔然占有，西界退至敦煌。

（“梁、东魏、西魏对峙图”图册部分来源）

梁承圣二年（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攻取梁的益州，次年攻下梁元帝所在的江陵，其疆域增加了今湖北西部、四川。今贵州和云南名义上也随益州的归属而成为西魏的一部分，实际上已为当地民族所占。西魏又划出江陵附近数县，建立附庸政权后梁（或称西梁）。与此同时，北齐夺取了南朝江淮间土地，与南陈隔江对峙。南陈陆续收复淮南及部份淮北之地，并且一度夺下北齐黄河以北之地（573年—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后，取陈江淮之地，领土大大扩充。陈末国土则仅剩长江以南至交广地区。且侯景之乱后，在宁州爨蛮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长江和大渡河以南、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已经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此外，南北朝后期，林邑（位于今越南中部）占领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个县，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到了北纬18°一线。

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建康（又称建业，今江苏南京）。梁元帝时曾短暂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到梁敬帝时仍都建康。

北魏最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时迁都洛阳。

东魏至北齐时以邺城（今河北临漳）为都，西魏、北周则以长安（今陕西西安）建都。

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世族拥有大量不需付税的依附人从事生产与作战，影响朝廷的税收。虽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拥护，不过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并且在南朝梁时萌芽出科举制度。南朝世族因为长期安逸而逐渐衰退，在侯景之乱后彻底崩溃。北朝统治者缺乏政治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混合的过程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六镇民变、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北周借由宇文泰开创的关陇集团，吞并政治日趋腐败的北齐。周武帝去世后，杨坚通过逼迫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发兵灭陈，统一中国。以上变化，都有助于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国的出现。

南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东晋，又有所变化。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位高望重，而实权不大，但往往仍由宗室诸王任尚书令和中书令。吏部尚书及所属的吏部郎，掌握官职的任命，在南朝还一直受重视。宋孝武帝置两名吏部尚书，以分其权。但宋、齐两代皇帝主要倚靠中书通事舍人（四人）处理政务，凡臣下陈奏和皇帝诏令，都通过他们，实际上成为最接近也最能左右最高决策者皇帝的人。齐明帝时，诏命专出舍人之手，天下文簿版籍的副本，也归他们掌管，俨然兼中书省与尚书省的长官于一身。梁武帝时，仍选拔有才干者任中书通事舍人，但主要依靠的不在寒庶，而是明习吏事的低级士族。宋齐以来，中央的军事统帅权和武器的控制权，也由中领军、中护军转移到寒人操纵的外监与制局监手中。有时制局监也由中书舍人兼任。

南朝政承袭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而侨州郡县及双头州郡也因为土断而变成一般州郡。自东汉末期实施的州郡县三级制，到隋平陈后改为州县二级制而结束。南朝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只有丹阳郡因为是首都所在地而设尹。县设令、长。自宋以后，县令多于县长。与郡同级的有王国和公国，设内史和相。还有特为习称蛮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数民族设置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陈左郡、东宕渠僚郡等。

刺史多带将军开府，而州与府各置僚属。州之佐吏别驾、治中等治民，府之佐吏长史、司马等治兵。但军府的佐吏地位一般较州僚属为高，府官长史常兼首郡太守或代行州事。郡太守如带将军，军府佐吏亦高于郡佐（见州郡县掾属、军府僚佐）。皇子年幼出守方镇，则行事、长史以至出身寒庶、地位低下的典签主持一州事务。宋武帝刘裕在地方行政方面巩固皇权、抑压世家大族的措施，是只命皇子或宗室诸王担任重要方镇。齐、梁亦遵此惯例。

北魏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官制模仿南朝，至唐代仍沿用。北周时按周礼，设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之后六部体制的源头。北朝政区承袭十六国，如同南朝一样为州郡县三级制。然而州辖区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级直接管理县，使得郡级逐渐虚级化，到隋朝时正式定为州县两级制。北魏也设有侨州郡县和双头州郡（如南雍州），并将州郡县按人口数分等级。为了防范新附或异姓叛变，于晋义熙二年（406年）将各级行政长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须一位为宗室。北魏原设有负责地方军政的行台及管理数州军事的都督。到北齐定为行台制，北周则为总管制，都是负责数个州郡军事与行政的政区单位。北齐因为州辖区越分越细，于是设置行台兼管数州民政及军事。西魏则改称都督为总管，性质同北齐行台。北周时，总管一般兼任驻州刺史，并以所驻之州为名。北魏还特为鲜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汉人除外）设置领民酋长来管理该族，地位只次于州刺史。又延续十六国政区，设有管理州境内其他民族的护军，其地位等同郡守，至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457年）废除。还有镇戍制，于重要的军事要地设镇。镇由镇将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巩固首都平城的六镇最重要，至孝文帝迁都后势微。六镇民变后，北朝的镇戍专管军事，不再具政区性质。

随着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仅使南朝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南朝政府对北来的流民起初采取侨立州郡的政策，后来，东晋和南朝政府为了扩大剥削对象，改行土断政策。

所谓土断，就是撤销侨州郡县和侨籍，让侨户和土著居民一起在当地著籍，并且同样负担国家的赋役。自东晋到陈朝时期，共进行九次土断。土断后，南朝境内的侨寓政府便陆续消失了。

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普遍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扬州是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很快。宋在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向京口、姑熟移民。齐在句容修赤山塘。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三吴（吴郡、吴兴、会稽）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东晋、南朝政府的各种支出，主要依靠三吴。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梁罢义阳（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种双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当时南朝作物品种日趋多样，耐寒及越冬作物日益普遍。此时，仅水稻品种就有30余种。昔日中原地区的麦、菽、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了种植和推广。仅谢灵运《山居赋》所提及的农作物就有稻、秫、麻、麦、粟、菽等，蔬菜、果木及水生作物则更多。至迟在陈朝时，麦粟之类已经成为封建政府征收田赋的内容之一。此外，经济作物的栽培也超过了两汉，不但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而且出现了一些单一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第五在种植水稻方面，虽然仍保持着传统的火耕水耨的耕作制度，但随着人们对水稻生长规律的进一步掌握，其内涵已有明显的变化，精耕细作的程度加强了。火耕已非惟一的杀虫施肥的方法，粪肥被广泛使用，绿肥也日益普及。

东晋、南朝水利工程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渐趋普及，形成了沿港滨湖地区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地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特色。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单牛、短辕的框型犁。它的出现，对农田耕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适合南方水田生产的犁、耙之类的工具日臻完善。

士族田庄经济

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其中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们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批良田。

农业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田庄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在耕地上种有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由于从事多种经营，使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

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但它把大量劳动人手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特别是在东晋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还关心生产的时候，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门阀土族日益腐朽，田庄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自耕农

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

北魏初，每匹绢值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说明丝织品的生产已增加。

南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北朝从北魏道武帝开始，也设置官冶，铸造兵器。

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灌钢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用它生产的铁除制造武器外，尚有较多的富余，可以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尤其是坚硬耐磨的灌钢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工具的一大革新，为丘陵、岗阜、湖泊、沼泽、滩涂的开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煮盐方面，北魏池盐产地主要在河东郡，盐产很多。东魏、北齐之际，海盐产量很大。盐的生产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

东晋南朝时，瓷器的烧制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还成功地烧出了白瓷。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

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对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

南朝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把田园情趣扩大到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沈约是“永明体”诗人的代表，“永明体”诗讲究声律对偶，追求艺术形式完美，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

南北朝辞赋也在继承楚辞、汉赋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形式上多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词藻为要；内容上抒情多于咏物，如江淹《别赋》、庾信《哀江南赋》便是这个时期辞赋的代表。

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豔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敕勒歌》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影响很大。

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两类：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具有史料价值，故在史学中叙述。志怪小说很多题材和故事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响的时代烙印，如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齐祖冲之的《述异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都是志怪小说的名作。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生动描写了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活动，以及名士们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汉末魏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这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提出文学应反映现实、文质并重的主张，阐明了文学评论的依据和标准，探讨了文学作品的构思、想象、风格、继承、创新等问题。同时期人钟嵘所作《诗品》，是中国最早专门评论诗歌的著作。对两汉至梁代的五言诗进行总结和优劣评判。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体裁和流派，取舍的缘由和标准，因此具有文学评论的价值。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的《高僧传》和僧祐的《弘明集》；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杂记类著作。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时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学 、涅槃学、地论学、成实学、摄论学等。竺道生强调佛性在于每个众生之中，关键在于能否“自见”，开启了后来禅宗觉悟不离世间的先河，他“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则体现了佛教的平等观。道教灵宝经前接上清经的教法，又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在中古道教的教义、思想、仪式等领域，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十六国晚期出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他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

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 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在宗教哲学方面，道教义理的思辨水平与佛教相比略为逊色，因此道教也积极援引佛教哲学以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

南朝陆探微所画人物肖像极其传神。民间传说张僧繇画龙不敢点睛，点睛则龙会飞去。而画论、画史研究在此时期已建立，如南朝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说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随著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已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

主词条：南北朝书法

南北朝时期，书法发展呈现两条主线：南朝承“二王”新体书风并加以深化，出现了不少书家，存世的作品以士族文人的行草尺牍为主。北朝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游牧文化与南朝的中原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书法以刻石为主，有碑刻、摩崖、墓志、造像、砖文等，类型极其丰富，艺术成就高。北朝碑刻即所谓的魏碑书法，结体扁方、构架紧密、方笔折角、骨力雄劲，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著名的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帖》《郑文公碑》《石门铭》等，以及众多的墓志铭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在南北朝后期，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南北书家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南北书风也不断融合，这种书风的融合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

谱学（或叫谱牒学、家谱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南齐王俭对东晋贾弼之的《姓氏簿状》进行修补，南梁王僧孺对《百家谱》进行改定，又相继撰成《十八州谱》《百家谱集》《东南谱集抄》等，形成王氏谱牒学。

南梁阮孝绪撰《七录》，其中的《记传录》就是史学目录。

南梁顾野王的《玉篇》，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

北魏至东魏时农学家贾思勰面对持续的天灾人祸，主张重视农业，并以齐民谋生为己任，撰写了农书《齐民要术》，在中国或世界的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齐民要术》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为重点。描述当时农业生产概貌，并介绍中国传统农业细耕和多种经营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高超水准。这是中国农业科学第一次系统的理论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先进水平。

南朝宋的祖冲之出身世代熟悉天文历算的家族，从小对天算有兴趣。他平生著作丰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历”表》《驳议》；数学方面有《缀术》《九章术义注》《重差术》。他在科学上有三大成就：一，在张衡、刘徽的基础上，将圆周率数值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二，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岁差”数值记入历法运算中。还将闰月规则修整，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三，在机械方面，制作出指南车、千里船（即脚踏轮船）、水力运转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动轮带动碓和磨作功。

北齐张子信“视差”现象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又一伟大成果。从南朝刘宋《元嘉历》，再到祖冲之的《大明历》，直至北周《丙寅元历》，历法的计算一次比一次精确。

北魏的郦道元从小志于地理学研究。由于当时地理著作不够完备，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际进行实地考察。然后他以《水经》为蓝本，完成《水经注》。《水经注》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地理学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文学名著。

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北魏能造盛谷二千斛的大船，由官府经营。

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朝的主要军队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一部分担任京师卫戍，称禁卫军，一部分屯驻京城附近的要冲之地，以保卫京城或受命出征。外军是中央军驻守在地方要镇的，由当地都督府统领，所以南朝的主要军队通常称中外诸军。在军事统御方面，一般由尚书省所属五兵曹主管军队的日常工作，同时设中领军统领京城的禁卫军，设中护军统率京城外宿卫军，使之相互制约，直归皇帝统御。由于南朝士族衰落，寒人兴起，君主利用寒人掌机要，专设制局监或外监军事机构，以侵夺中领军和中护军的权势。南朝常有权臣执政，或恢复丞相以统领军政，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以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而架空皇帝。在地方，南朝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的都督和刺史领兵制。其中的宗王出镇制度是西晋时建立的，南朝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沿袭，由此成为南朝宗王起兵夺取皇位或叛乱的根源。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与中央抗衡。

北魏的军队体制，由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分组成。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北魏前期，中兵多为鲜卑部落兵，主要任务是戍卫京师、出征作战，有时也戍卫地方要镇，是当时向四处征战的主力。其数量很大，前期动辄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人出征，大都属于中兵部队。北魏中兵领导体制，在前期主要是部落兵制，中兵的指挥权归皇帝直接掌握，下设八部大人制，实为部落联盟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孝文帝改制后，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握禁旅，兵皆属之”，权势极大。此外，在京师四方设置关津，以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各领中兵镇守，并以护军将军统率四中郎将，捍卫京师。北魏中期以后，尚书省设五兵尚书，专管中外军的日常工作。

为了防御北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魏在北疆和西北疆设置镇戍，派兵镇守，后来镇戍又设置于南部边界，这些守兵即是镇戍兵。镇戍兵的主要任务是戍边守土，战时也配合中兵征战。镇设镇将，戍设戍主，统率镇戍兵，镇将的地位相当于州刺史，戍主则常由郡太守兼任。各镇戍领兵数不等，一般说来，一镇有兵三、五千人。州郡兵即州郡属下的兵，主要是为防范人民的反抗，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置。

东魏、北齐的兵制，大体上沿袭北魏，只是在高欢执政时期实行夷、汉分兵制。高欢基本实行的是以鲜卑人当兵打仗、汉人务农纳粮服杂役的作法。虽有少数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开，单立一军，由汉人将领统率。高欢曾在丞相府设骑兵曹、外兵曹，统率中军和外军。高洋代魏称帝后，将丞相府下属诸司合并尚书省，只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命亲将任二省长官，掌管兵事，直归皇帝统御。北齐时，挑选鲜卑兵中勇力超群者组成军队，号称“百保鲜卑”，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南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的是世兵制，或称军户制。由于当时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在战乱中不断地扩充各类依附人口，侵占国家领民。为了保证兵士的来源，从三国各政权开始，便把一部分民户强制变为军户，他们不入郡县民籍，另立军籍，归各军府管辖。南朝刘宋时沈庆之伐“蛮”，前后共俘“蛮人”20余万，并为“营户”，也即军户。北魏建国之初，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后来也逐步实行镇户、府户即军户制。六镇兵民多是军户，经起义死亡流散之后，还有20余万。直到北周武帝时，还移并州军户4万户于关中。这个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曾间行征兵制和募兵制，但世兵制始终是一种主要兵役制，这种兵制是为适应当时的战乱而设置的。军户子弟世代为兵，兵民分离，兵士一般是终身服兵役，父兄死亡，子弟替代。他们除战时打仗外，平时还要服各种苦役，因而兵士身份地位低贱；加之战争的摧残，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衰落，募兵制兴盛起来。

西魏、北周实行的是宇文泰建立的不同于魏齐的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氏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这是说，统兵官不论是汉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又仿照拓跋氏早期八部大人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实际领兵官是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各柱国大将军领兵8000，总兵力近5万人。府兵仍由宇文泰统领。早期府兵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右”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子弟。府兵另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役，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轮流服役，战时出征。府兵制加强了官兵关系，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战斗力。北周武帝以后，不断扩大征召范围，以补充兵源，使府兵人数至隋文帝灭陈时，激增至50万人。府兵制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军制，为隋唐所沿袭，成为唐帝国前期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适应长期的南北对峙的需求，立国江南的南朝利用南方河流湖泊纵横的特点，大力发展水军，成为中国历史上水军 大发展时期，在战争中常使用舟师数万或十余万。而且由于南方军队作战总是离不开江河湖泊，因而即使步兵一般也具有水军乘船战斗的技术。实际上南方水军和步兵是不可分的，水军登陆即成步兵，步兵上船便为水师，这类事例在战争中常见。南朝水师中大批“拍舰”的出现，以及“拍车”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是水军发展的一种重要标志。“拍舰”作为水师战舰的主要装备，一直保留到宋代。

南朝的步兵和水兵在北方平原野战中难于同北朝骑兵抗衡，但可以充分利用步兵攻守城镇，以及水军在江河湖泊中作战的优势，加上步、水、骑等军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以进行北伐或对抗北朝骑兵的南进。

北朝是中国古代骑兵大发展的阶段。骑兵发展的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经常储备战马数十万匹，以备军国之用。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焘平定中原时，常动用骑兵十几万，最多时达到40万左右。一个北方政权骑兵如此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铁甲的骑兵，当时称“甲骑”或“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突击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在汉末以来马铠发展的基础上，北朝的具装铠已在骑兵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强大的骑兵集团的快速性和冲击力，能在野战中带来优势。但在攻城略地和守卫疆土方面，显然步兵占有优势，所以北朝政权稳固后的军队一般是建立步骑混合，而以骑兵为主的合成部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力军队。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达到极盛阶段。南朝以后，虽有寒门地主称帝，但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

南朝规定，高门大族的子弟二十岁登朝做官，庶族地主子弟三十岁才能试做小吏。高门大族升迁极快，短时期内就可“坐致公卿”。南朝的“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高门所垄断。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宣扬“士庶天隔”，同庶族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寒门通婚共坐。

为严格区分士、庶，于是谱学盛行。东晋南朝时，贾弼之祖孙三代专精谱学，撰《十八州士族谱》，共七百多卷。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也都有谱学专著。谱学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大多数士族地主缺乏征战理政的才能，但也有少部分新兴士族阶层，在动乱时期乘势而起，成就事业后注重自身或后人文化教育，是社会顶梁柱。

不甘心受到排挤的庶族通过各种途径登上政治舞台。南朝的开国皇帝，就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

由于士族缺乏办事能力，皇帝又怕他们难以控制，所以南朝时以寒人典掌机要，处理政务。

东汉时政事归台阁，曹魏时权力集中到中书监、中书令手中，南朝时权力又集中到中书通事舍人手中。通事舍人不仅替皇帝起草诏令，又掌管政令，成为天子身边的实权职务。权力移归近臣，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也反映士族已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南朝时，寒人担任的另一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方镇势强，威胁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为州镇军政长官，以寒人为典签进行控制。典签职微权重，州镇要事，须典签签署方能实行。典签每年数次回京向皇帝报告，所谓“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因此，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签，故又有“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之语。

部曲、佃客是世家豪族控制的依附人口的主要部分，奴隶则是他们的私产。

部曲原来的主要任务是作战，但随着南方战事的减少，越来越多的部曲被用于生产。梁张孝秀“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就是典型的例证。

佃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依官品赐给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诱的。东晋、南朝的给客制规定：第一、二品官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品递减五户，至第九品占五户。此外还有典计、衣食客等。这一部分佃客无独立户籍，而是登记在官僚地主的户籍上。他们不给国家交租调，服力役；而交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给官僚地主。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私招的佃客很多。

部曲、佃客为世家豪族世代占有，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们实际上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世袭农奴。东晋南朝时，世家豪族都有大批的奴隶，政府毫不限制。农民破产自卖或在流亡中被掠，是奴婢的主要来源。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

南朝时，奴杀主人以及逃亡、暴动的事多有记载。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之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手段，使大量的奴隶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礼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礼服祭服，仍只有一种，与汉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异。

平冕服：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纹，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北周冕服：北周武帝汉化政策相成功，大力推行中国古代的周礼之制，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据周礼而定。

委貌冠服：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缘为领袖。

朝服：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亦都有五色朝服，不过汉代平时常朝以皂朝服、绛服为多，而魏晋南北朝则以绛朝服为主。

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

远游冠服：为皇太子及诸王所服，着朱衣，绛纱袍，皂缘白纱中衣，白曲领。

百官冠服：以绛纱为主。但陈制较复杂，百官位高者以朱衣为朝服，位卑者，则以皂衣为朝服，皂白纱缘中单。

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馈绣，名曰品色衣。

常衣：主要是裤褶服，用途非常广，可以做朝服、军服、便服、从贵族到庶民均用到它。

皇后谒庙服：是女性官服中，最隆重的礼服，也是皇后的嫁服。

入庙佐祭服：为妃、嫔、命妇之祭服。在晋及南朝宋、陈均为皂上皂下。

亲蚕服：为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均为青上缥下。

助蚕服：为妃、嫔、命妇助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在晋及南朝陈为缥上缥下。南朝宋为青上青下。

朝服：以上三朝均以为女性之朝服。

比周礼服：女性官服与男性官服同样，非常复杂，用色亦多，与前述朝代大不相同。

东晋、南朝时期，广大人民的身份日益低落，许多人沦为世袭的农奴，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属于官府控制的兵户、吏户和百工户等。

晋、南朝继承了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受压迫极重。兵户除服兵役外，还要耕田纺织，向国家交纳租调。兵户的地位比自耕农低，甚至比佃客还要低。

东晋、南朝的地方机构和中央官府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吏，少者数十，多者成千上万。地位低的文武吏，被迫为官府服各种杂役，耕种官田，在官府手工作坊中进行生产，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格外沉重。吏的来源，大多是来自“吏门”。这种吏户是世袭的，非经官府放免，不能免役。

南朝时，百工即各类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他们的控制极严。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卑下，处境是同样悲惨的。

南北朝时，位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又称高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每年都有经常性的使节往来。在此期间，高句丽一面称臣纳贡于北朝，以保证了辽东地区的和平；一方面结托南朝，使其能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增强保障。北朝和南朝都对高句丽有所册封，这使其在对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征战中拥有了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优势，得以在迁都平壤后逐步确立对百济、新罗的战略优势，基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

高句丽崇信儒家思想，在平壤设立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佛教也传入高句丽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的丸都山城遗址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在丸都山城附近，还有大量与中原壁画题材相似的出行、战争、狩猎、宴饮以及涉及佛教题材的飞天、菩萨等壁画，体现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文化影响。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出使南朝的百济使者回国不仅带回《涅盘经》和《毛诗》，而且还有工匠和画师。朝鲜东海岸曾出土过一些花纹砖，和南京出土的齐梁时代的砖的莲花、缠枝纹等风格相同。朝鲜忠济南道公州郡宋山里古墓出土的“梁瓦官为师矣”铭文的莲花纹砖，说明当时百济引进南朝工匠及其工艺技术的事实。此外，中国的史书以及阴阳五行、医药等，都在这一时期传入朝鲜，对朝鲜的科技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吴至南朝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纹饰的铜镜和透雕的金饰件。同时，有不少中国人经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其中就有制陶匠和缝衣匠，他们的移居促进了日本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据日本文献记载，近年日本考古发现了一些具有中国南方风格的陶器（如钟形器、五联罐、盘口壶等）。在一些古墓周围发现的埴轮陶俑，其服饰和南朝陶俑相同。

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在南朝时仍然畅通，同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与西域、西亚各国又开通了海路交往。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和大同元年（535年），波斯国王派使节到建康访问。这些交流带来了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南史》记载，大秦国曾遣使由海道至建康赠送各种琉璃（即玻璃），数年后一琉璃工人来，炼石为水晶，并传其术。说明此时中国已经学会了玻璃制法。

南朝时，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中国互有来往。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笈多王月爱（应为新日王鸠摩罗·笈多一世）遣使到建康访问。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遣使访问建康。此后梁、陈期间，也都有使节来访。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又遣使至建康赠送象牙佛像。此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及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都有使节来访。

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巴次大陆的佛法交流非常频繁，既有许多中国人西行求法，也有许多印巴次大陆的僧人来中国从事译经和传经。大量的印度佛经被译为汉文，印度的不少药方也随东来僧人传入中国。

航海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六朝时，不少文入学士迁往交趾一带居住，对传播中国科技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建筑、造纸和纺织等技术传人越南。扶南国、占婆国（今越南中部）也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访问并赠送礼物，南朝朝廷也回赠了很多礼品。

（南朝帝王世系参考资料）

（北朝帝王世系参考资料）